金陵东路宝兴里，单粲宝站在铺了木板的井口上，开始向居民喊话，下面霎时安静下来。1.68米的个头，让这位曾经的高中女排队长在居民中很有“显示度”。
时至今日，单粲宝的小女儿、年过六旬的黄祖菁，转述起那场居民大会，仍然十分自豪：“没有会场，就在弄堂中央的空地上开”，“姆妈往那里一站，很有威望”。
宝兴里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 个居委会，单粲宝是首任居委会主任。
工资？“工资是没有的。他们有的是对新中国的热爱，和自己当家作主的喜悦。”黄祖菁说。
缺少办公场地，单粲宝在家里客堂间组织居委会活动。
一
我们的第二大任务，是群策群力来保护全上海市民的民主自由。
——年5月28日《解放日报》发刊词
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经过28年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着威武之师，以执政者的身份重回“故里”，实现当初许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诺言。首任市长陈毅在接管上海时说：我们接管上海，是要组织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
然而，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治理好大上海，很多人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断言，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不出三个月就要退出来。
陈毅市长不负重托。从“银元之战”到“两白一黑”，迅速稳定了金融秩序和市场供应，打开了治理上海的局面。
在基层，共产党人同样面临着考验。在上海的里弄，中共新政权如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如何直面这个聚集着各色人等的基层社会？
这个时候，宝兴里进入了执政者的视野。
“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接管专员王怡白的儿子王晓鸥告诉我们，这里靠近外滩、靠近大世界，是繁华的商业中心，里弄里却是藏污纳垢，是个“流氓中心”。所以治理好宝兴里，有样板意义。
解放前金陵东路一带地图，红线围处为宝兴里。张骏翻拍
旧社会，宝裕里、宝兴里、宝安坊、中华里——“三宝一中”四条弄堂是赫赫有名的，这里瘪三、流氓、燕子窠（供人吸毒的地方）多。住在这一带的居民，单身不敢走路，晚上不敢出门，怕碰上流氓、瘪三敲诈勒索，强讨恶化。“清早起来开门，发现有人倒毙在弄堂里，也不足为奇。”
作为黄浦区接管委员会第五办事处主任，王怡白开始在此“蹲点”，希望通过发动群众，来建立基层新秩序。
二
黄浦区宝兴里居民二千余人在该区办事处领导下，三周来先后召开户长会，小型座谈会、居民大会、现已成立居民福利联谊会……于十日下午又假浸公会召开庆祝联谊会成立大会。
——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
新中国成立2个多月后，宝兴里居民福利联谊会成立。王怡白以《解放日报》通讯员的身份，发了上面这则消息。
新四军出身的王怡白，十分熟悉群众动员工作。在解放区，“组织起来”，发动群众分地分粮，开展民主民生运动，都有成熟的经验。共产党使用了很多有创意的办法，动员不识字的农民参与选举。其中最为人所传颂的就是豆选——用豆子来给候选人投票。
城市自然不同于农村。张济顺教授在《远去的都市——年代的上海》一书中写道，根据历来的革命经验并立足于上海里弄的现实，新政权的首要之举是从庞杂的非单位人群中发现“积极分子”，并将他们置于一定的组织形式之中……“以家庭妇女、失业人员、摊贩和独立劳动者为主要工作对象”并由他们组成的居委会便应运而生。
居委会动员居民卫生大扫除。
王怡白发现了单粲宝，她是住在宝兴里的一名家庭妇女，曾受过良好教育，做事心细又热情，内心深处也有投身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
王怡白还发现了孙阿其，他是在宝兴里卖鸡粥的一名摊贩，长时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儿子、女儿都送了人，妻子给人家做佣人。孙阿其被动员出来做社区工作，表现很积极。他每天在弄堂内巡来巡去。发现有一点垃圾，便立即耐心地劝屋主打扫干净。他说：“这是讨人厌的工作，但久后大家会了解的。”
孙阿其后来当选了上海市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街道居民代表，对“翻身作主”有了切身感受：“今朝有了共产党，阿拉才有讲话地位，真像哑子开了口！”
三
居委会作为中共在上海里弄中设立的新组织，以“软着陆”的方式取代了保甲制。
——年，张济顺《远去的都市——年代的上海》
宝兴里成立福利会之后，上海里弄成立的各类组织越来越多。
数据显示，上海1年零1个月的军管期间，全市里弄组织了个人民防护队，共人；个清洁卫生小组，36个里弄福利会，个自来水管理小组。
年11月，市军管会发布命令，要求建立以“防特、防匪、防盗、防火”为任务的冬防服务队。“冬防”，将上海里弄居民更大规模地组织和发动起来。
年4月，上海市举行街道里弄代表会议。这是有史以来的 次。这次会议，是为落实陈毅市长在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重点试行里弄、大厦居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大踏步地推进与扩展民主，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要求。
时任市民政局长曹漫之在会上提出了在冬防服务队的原有基础上，充实其内容，改组为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的初步方案。
人人出力，清洁里弄
作为“实验”，普陀区梅芳里居民委员会率先成立。据当时的报道称，居委会成立以后，居民们再不像从前连隔壁邻居也不常通话，甚至连姓也不明白了。有一位王大妈还说：“从前别人的事死人也不关，现在都要学共产党那样为人民服务。”
宝兴里福利会也顺势改成了居委会。原来福利会的妇女代表单粲宝，被选为首任居委会主任。
到年，上海居委会组织基本做到全覆盖。全市条里弄建有居委会个，居民小组余个，居委会委员人，下设福利、文教、治保、卫生、调解、优抚、妇女等专门委员会个，委员人。
在张济顺看来，上海用新型里弄组织取代保甲制，并没有采用激烈的、“一刀切”的方式，而是采用了“软着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犹如当初“瓷器店里捉老鼠”的上海之战一样，执政者也是采取了“宁缓毋急，宁慢毋乱”“稳步前进，逐步改造”的方式，保证了上海基层的稳定。
四
宝兴里的儿童组织起来只有一个多月，过去拖鼻涕的孩子也爱清洁了，喜爱打架的也学乖了。家长、儿童都热爱着这个因陋就简的“乐园”。
——年5月30日，《解放日报》
宝兴里办起托儿所
在宝兴里史料陈列室，我们看到，除了协助政府维护治安、稽查户口，居委会还开展了劝募寒衣、推广“先进烧饭法”等各种各样的运动。
当时全市正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宝兴里出墙报、漫画专刊，在黑板报上随时登载签名活动消息，“签名的热潮已开始深入到里弄各角落去了”。在居委会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之热烈可说是 。
居委会在上海是一个创举。在当时上海的里弄里，居委会组织居民读报组、青年政治学习班、妇女儿童识字班以及夜校等，用以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在 中，里弄居民捐献飞机大炮款项达亿元（当时人民币1万元相当于现人民币1元）。在劳军与推销公债中，许多里弄妇女脱下首饰，倾其积蓄认购，棚户区的贫穷妇女也不甘人后，连夜拾荒集资买了多份公债。
上海解放头五年，里弄举办了个托儿站，个识字班；为居民调解的纠纷，仅年一年中有数字可考的即达多件。通过居委会这一有效渠道，居民的意见和要求上达政府，一部分立即得以解决。如装置了5万多户居民集体用电电表，设置了多个给水站，并增设了公用电话、路灯，修葺了危险房屋，进行了社会救济工作。
年6月，市民政局对三个里弄和一条街道做了典型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工人住宅区的锦绣里，还是市中心区的中层里弄宝裕里，无论是清一色的棚户区金家巷，还是小厂小店作坊和住宅里弄纵横交错的东七浦路，都有可圈可点的新成绩。
年，解放日报刊登屠基远所作上海市居民委员会整顿工作情况的报告摘要
年底，上海市委政治法律委员会下属的里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屠基远在《解放日报》上总结，称“居民委员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里弄妇女组织一起做了不少工作，不仅密切了政府和居民群众的联系，并日益广泛地吸引了居民群众参加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对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各项民主改革工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是一幅保甲治下不曾有过的生动图景。
宝兴里沿街一带，海沙尔摄
五
黄菊说：让人民高兴、放心，高兴事放心事都要通过你们去做啊！朱国萍说，居民区里的许多事是小事，也是大事。把这些小事做好了，也就是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年2月17日，《解放日报》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居委会，功能主要在政治动员和互助福利，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居委会在发展基层民主实践中不断探索。
“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这给社区带来了最明显的变化。”上海市街镇工作协会会长潘烈青说，社区面临的问题、涉及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原来的“小辫子”干部暴露出能力不足的问题。
从最早期的“单粲宝”们，到由企业转制进入社区的“黄菊干部”，再到如今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小巷总理”的力量不断加强。
朱国萍，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的“小巷总理”。她几十年如一日活跃在社区，“眼中有民情、耳中有民声、心中有民事”。在她看来，居民区的事要靠居民来办，只有凝聚起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为大家办更多的实事。
在中国，“小巷总理”从来不是个体，而是代表了一种制度，一种基层治理模式。“小巷总理”为什么管用？因为从他诞生的 刻起就被中国共产党赋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因。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其中明确：“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城市居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在法律保障下，“从人民中来，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小巷总理”身上体现得格外清晰。
居委干部看望社区老人
另一方面，上海对基层民主制度化的探索从未停步。上世纪末以来，上海采取了两个主要途径进行基层民主治理的“基建”工程：居委会民主选举——由居民选出自己的“当家人”；“议事会”制度设计——通过基层协商让更多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在五里桥形成的居委会“三会制度”，如今在上海已确立法律地位。《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居委会应当通过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等形式，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居民区公共事务，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引导居民有序参与自治事务。
年7月，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普通老百姓参与到立法中去，基层民意得到了尊重。
一幅“全过程民主”的图景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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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骏
